【析理论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其来有自、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载体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民众、民情、民生是传统农耕文明孕育发展和国家政权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民本思想与人口治理的协同演进几乎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从《尚书·五子之歌》首提“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天下万民作为治国之本；到西汉贾谊的“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强调国家治理必须尊重和依靠人民；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将黎民百姓视作国家的根本……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始终高度重视民之于邦的基础地位。中国自古就是人口基数较大的国家，民众是国家的基本构成元素与重要实体。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曾以土地制度来平衡人口变动与土地分配之间的关系，通过完善户籍制度实现对人口数量、分布和结构的统筹管理，根据人口规模制定弹性赋税政策等，在社会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制度实践与经验智慧。中华文明中“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行动，为今天“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深刻启发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民本”为锚，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将规模压力转化为发展动能，将人民力量凝聚为文明跃升的伟大动力。
　　“富民调均”的伦理追求。中华民族高度重视社会和谐、公平分配和民生福祉，将共同富裕视为高层次的社会理想，致力于构建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管子·治国》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强调实现百姓富足之于社会整体的关键作用。其后，诸如荀子的“上下俱富”、傅玄的“民富则安”、刘安的“安民足用”等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富民”理念，推动统治者实现人民富足和国家富强的政治行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残酷现实，在古代社会时常出现。实现共富，既要“富民”，又要“调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公平分配思想，荀子“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的正义理想，北宋改革家李觏“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的事实揭示，无不传达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分配的伦理诉求。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均”，并非拉平上下等差的平均主义，其本意是以“礼”为度使社会各得其所、各得其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共富理念的当代表达，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富而教之”的价值传统。古代先贤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探讨，既包含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并重的辩证思考，又强调经济基础优先的秩序性、系统性，集中凝练为“富而教之”的价值逻辑。管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物质富裕与道德教化需同步推进，并将物质富裕作为道德教化的前提。孔子一生从教，当子贡提出“富而无骄”时，孔子将“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作为实现物质富裕后应有的更高层次的修养姿态。荀子从侧面提出“国无礼则不宁”，指出倘若国家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社会规范和精神教养，便难以持续发展。在精神教化方面，中国先贤始终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儒家“舍生取义”、道家“见素抱朴”、墨家“兼爱交利”等思想主张，都强调在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讲求道义，推进精神世界的丰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富而教之”的文明基因中，这一价值传统以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膨胀与精神异化的二元对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质兼美的文明形态提供了思想指引。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其以宇宙生命的整体性、自然规律的至上性、人类活动的节制性为内核，构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生态伦理体系。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了人与自然万物在本体论层面具有同一性的基本认知。董仲舒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天人感应”思想，强调天和人是一个整体，天意与人事可以交感相应。北宋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天人合一”一词，经程颢“天人本无二”、朱熹“天人本只一理”、王阳明“天人一心”等的深入阐发，“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顶峰。如何达成“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首要的是敬畏自然、顺应规律。《道德经》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意指宇宙天地间“自然而然”的客观规律。万物由道而生，只有效法或遵循自然之道，才能实现“天、地、人、物、我”的和谐共存与生命感通。《礼记·中庸》中“赞天地之化育”，《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利”等思想，则表达了主动参与自然运化而非被动顺从，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生态思想。达至“天人合一”，还要坚持“节用爱物”，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先哲们关于天人关系的阐发和表达，为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了深刻生态智慧。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是对“天人合一”传统宇宙观的现代转换与思想进阶。
　　“和合共生”的天下格局。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中，从古至今都有着对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守与追求，“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合”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左丘明《国语·郑语》中的“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在使五种伦理观念达到和谐融洽的状态，以此教化百姓，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其中，“和”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协调，“合”则着重于事物的融合、统一，二者内在相通，共同传达不同元素“和谐共存、融合互补”的深刻内涵。“和合”是“共生”的基础，“共生”是“和合”的最终目标，旨在将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中。在此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出“和而不同”的社会理念、“协和万邦”的邦交思想与“亲仁善邻”的交往传统，这些价值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大同世界秩序规范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以及追求持续进步、多元融合与互利共赢的美好夙愿。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就是对中华传统“和”之道的实践延续与文化续写。在全球交往愈加深化的今天，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天下格局进一步彰显出丰厚的现实意蕴与时代价值。
　　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既是对中国现实和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和洞悉，又是对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与精神根基的现代延展与当代表达。基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我们创造、推进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一言以蔽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作者：王虎学，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教务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