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渔业作为我国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显著成就，为世界远洋渔业发展和水产品供给作出积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走远洋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远洋渔业开拓高质量向海之路
　　从起步至今，我国远洋渔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
　　徐乐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1985年3月，由中国水产总公司13艘渔船、223名船员组成的远洋渔业船队从福建马尾港出发赴西非海域渔场开展作业，我国远洋渔业正式起步。经过几代远洋渔业人的艰苦奋斗，我国已成功跻身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行列。目前，远洋渔业作业区域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和南极海域，以及相关合作国家管辖海域。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为丰富我国水产品供给、促进渔民增收、推进农业国际交流合作、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作出重要贡献。
　　整体来看，我国远洋渔业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1985年至1990年初，是起步与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以过洋性渔业为主，主要作业海域分布于西非、西南大西洋及南太平洋等。远洋渔业企业和渔船是从事渔业生产的主体，中国水产总公司、烟台远洋渔业公司、舟山远洋渔业公司、湛江海洋渔业公司等渔业企业，是远洋渔业发展初期的开拓者。截至1990年，我国与2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远洋渔业总产量近20万吨。
　　1990年至2000年初，是快速发展阶段。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远洋渔业在信贷扶持等政策支持下快速发展，经营主体从国营企业扩展到众多有实力的地方渔业企业，形成竞争性市场格局。同时，大力引进和建造大型拖网加工渔船、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等现代化渔船，船队规模迅速扩大，装备水平显著提升，2000年远洋渔业总产量超80万吨。这一时期大洋性渔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公海作业区域延展至日本海、中西部太平洋、印度洋及南太平洋等海域。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我国先后加入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等组织，积极履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框架下的成员国义务。
　　2000年至2010年中期，是调整与规范阶段。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大洋性渔业比重不断增加，至2006年大洋性渔业与过洋性渔业的产量大致相当，作业海域涵盖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公海以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属经济区。2009年，我国首次派渔船赴南极作业渔场探捕南极磷虾，远洋渔业对全球重要捕捞海域实现全覆盖。2010年拥有经批准的远洋作业渔船1900余艘，年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以上。另一方面，提高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2003年《远洋渔业管理规定》施行，对完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中期至今，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严格遵守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关于捕捞渔船数量和吨位限额制度、分鱼种捕捞配额制度，在控制远洋渔业规模的同时，持续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一方面，推进远洋渔船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加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远洋渔业领域的研发和应用；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监管、完善机制等措施，有效治理渔船监控等难点问题，保障远洋渔业生产秩序总体稳定。远洋渔业发展重心从初期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规范管理、提质增效。2014年，我国远洋渔业总产量202.73万吨，比1985年起步时期增长近800倍，此后多年保持在200万吨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综合治理能力稳步提升。我国加快完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修订《远洋渔业管理规定》，制定《远洋渔船船位监测管理办法》《远洋渔业国家观察员管理实施细则》等配套法规，与渔业资源养护和产业结构调整相协调的政策体系逐步构建。实施远洋渔业企业履约评估制度，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和国际履约；实施远洋渔船电子渔捞日志，远洋捕捞全程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渔情预报，生产管理和渔船监控效率大幅提高。
　　二是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从“十四五”开始，我国系统规划远洋渔业资源调查与监测，为科学养护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业提供科学和数据支撑。2020年，我国在西南大西洋和东太平洋公海相关海域试行自主休渔，2021年正式实施，2022年进一步将印度洋北部公海纳入自主休渔范围，这一创新举措有力促进了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严格实施远洋渔业监管，派遣执法船赴北太平洋公海开展渔业执法巡航，并于2020年6月获得北太平洋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我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
　　三是区域与产业布局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渔业企业加快向捕捞环节上下游延伸，在海外建立加工基地、冷链物流，开拓终端销售市场。2024年，我国远洋渔业总产量218.91万吨，渔船规模、装备水平、管理水平、科研水平等跻身世界前列。截至目前，已建立5个国家远洋渔业基地，30多个远洋渔业海外基地，100多个海外代表处、合资企业和后勤补给基地，全产业链集聚发展，辐射带动能力增强，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进一步夯实。
　　大力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
　　作为远洋渔业的前端环节，我国远洋捕捞发展现状如何？强调“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是出于什么考虑？
　　于会娟（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当前，我国远洋捕捞已步入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产业规模有效控制。2022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促进“十四五”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严格控制远洋渔船规模”“稳定远洋渔业企业数量”，明确“到2025年，远洋渔业总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2023年，我国远洋渔业总产量232.23万吨，2024年为218.91万吨。
　　产业布局逐步优化。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远洋捕捞由最初的过洋性渔业扩展至大洋性渔业，作业海域覆盖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和南极海域，以及相关合作国家管辖海域，形成了以大洋性渔业为主、过洋性渔业为辅的产业格局。其中，大洋性渔业包括金枪鱼、鱿鱼、中上层鱼类和极地渔业四大板块，金枪鱼渔业规模趋于稳定，远洋鱿鱼渔业稳步发展，中上层鱼类渔业活动更加规范，南极磷虾捕捞等极地渔业有序推进。过洋性渔业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推进西非、东南亚等传统合作区的精细化管理，开发东非、南太等新兴合作区，拓展拉美、西亚等潜力合作区。
　　装备技术持续提升。金枪鱼围网船、鱿钓船等专业化渔船更新优化，自动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北斗导航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减排技术创新突破，自主设计建造了专业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
　　产业链整合升级。舟山、深圳、福州（连江）、荣成沙窝岛等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加快建设，区域性产业集群初步形成，远洋渔业产业由单一捕捞向聚合捕捞、加工、冷链、配送、市场和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转变。
　　今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为远洋捕捞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传统远洋捕捞向现代化远洋捕捞转型，是由资源、经济、技术等多重因素驱动的产业范式变革，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装备升级。随着市场对高品质水产品需求增长，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转向注重规模效益和产品附加值。同时，卫星遥感、船舶工程、自动化及冷藏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建造大型、高效的综合性渔船提供了重要支撑。国际社会建立严格渔业管理法规，全球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推动产业向合规、透明、可持续方向发展。
　　与传统远洋捕捞相比，现代化远洋捕捞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发展理念上，传统远洋捕捞注重产量，现代化远洋捕捞则强调价值实现和可持续性，追求单位产值最大化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渔船装备上，传统远洋捕捞渔船普遍吨位较小、续航力低、抗风浪能力差，而现代化远洋捕捞渔船趋向大型化、专业化，千吨级至万吨级大型拖网加工船、围网船、钓船等，续航力达数月，加工效率高，能最大化提升渔获价值。作业方式上，传统远洋捕捞依赖经验，劳动强度大，而现代化远洋捕捞配备声呐、卫星遥感系统，能精准探测鱼群位置、大小和种类，作业效率和安全性极大提升。过程管理上，传统远洋捕捞管理粗放，生产数据依靠手工记录，滞后且易出错，现代化远洋捕捞通过配备卫星通信、船舶监控系统等，准确即时获取数据，实现精细化管理和远程指挥。
　　当前，远洋捕捞尚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多重约束。一方面，随着全球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收紧措施，限制远洋作业空间，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履约压力，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推高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远洋作业吸引力下降，产业对自动化、智能化的需求日益迫切，但我国在智能捕捞装备、高精度渔场预报、渔业大数据应用等关键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水平仍存在差距，精通远洋渔业技术、现代企业管理、国际法的复合型人才不足。同时，远洋渔业还存在“重捕捞、轻加工、弱销售”的结构性问题，一些企业仍以出口初级加工品为主，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导致抗风险能力、议价能力不足。
　　加快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应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推动节能型渔船、智能化渔具、船上高效加工保鲜设备等研发应用，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渔场预报、渔船监控、生产管理中的应用。二是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鼓励企业向加工、冷链物流、销售等下游环节延伸，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抗风险能力。三是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渔业合作与交流，稳妥推进新兴渔场开发，深入参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事务，提升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四是持续优化远洋渔业支持政策，加强对企业的合规管理和监督，加快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增强职业吸引力。
　　为全球远洋渔业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深化国际渔业合作方面，中国进行了怎样的探索实践？
　　杨正勇（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中国远洋渔业自起步以来，始终秉承合作共赢、安全稳定、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深化远洋渔业对外交流，多渠道、多形式开展互利共赢合作，致力于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渔业治理体系，为世界远洋渔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深入开展全球及多边渔业合作。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相关国际渔业治理重要协定的谈判，为《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渔业补贴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等协定的通过，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等协定的修订，作出积极贡献。在推进构建全球渔业治理体系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远洋渔业国际履约，积极参与全球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水域环境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实践，为全球渔业治理水平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多年来，中国先后签署多项国际渔业治理重要协定，积极履行多边渔业条约，2025年加入《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以下简称《港口国措施协定》）这一重要涉渔国际条约。
　　二是逐步开展区域渔业管理合作。中国先后加入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国际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南印度洋渔业协定等组织。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框架下，中国积极开展公海重要渔业资源监测和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推进公海鱿鱼、金枪鱼等资源养护与管理研究，开展兼捕物种资源评估、生态系统可持续监测和评价等工作。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制定养护管理措施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谈判和协商，在渔船注册、港口国检查、保护区设立及研究监测计划等方面参与规则制定，与其他成员一同构建和维护良好的国际渔业秩序，推动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加强双边渔业合作。中国致力于加强双边合作与对话交流，涵盖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区域渔业治理、打击非法捕捞等方面。例如，中国与欧盟、美国、阿根廷、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渔业会谈或对话机制，共同推动全球渔业治理；与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相关国家和地区在互利互惠前提下开展渔业合作，积极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四是主动调整适应国际渔业规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等相关要求，在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基础上，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远洋渔业管理规定》《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推动远洋渔业更好发展。同时，积极参与《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等规则制定，深入参与全球渔业治理，国际渔业公约和养护管理措施的履行能力不断提升。
　　一系列深化国际渔业合作的努力，对推动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坚持正确处理渔业资源养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一贯主张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重视加强生态系统管理，注重评估和监测兼捕物种资源状况，积极开展生态和环境友好型渔船、渔具和捕捞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开展相关研究和管理工作。
　　中国积极实践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渔业治理体系。2001年，中国参加雷克雅未克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会议，支持通过了《关于海洋生态系统负责任渔业的雷克雅未克宣言》；2019年，中国支持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通过气候变化研究提案，将考虑气候变化对高度洄游性鱼类资源和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经济和食物安全的潜在影响提上日程；2025年，中国向联合国粮农组织交存了《港口国措施协定》加入书，该协定已正式生效。此外，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渔业及社区经济，在技术、人才等方面，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共同致力于提升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作为负责任的渔业国家，中国正深入参与全球渔业治理，积极参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科学管理建议的研究，推动构建渔业发展新格局，为全球远洋渔业有效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