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不仅可以突破发展面临的要素资源制约，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升级，还能有效应对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打压。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突出，其深层次逻辑源于其引发的创造性破坏效应。
　　“创造性破坏效应”一词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提出，是指在创新过程中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等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导致传统的行业、企业和就业形式被取代，并建立起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催生新产业、新企业和新就业模式，进而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对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创新涵盖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五个方面的经济活动。随后，他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明确提出“创造性破坏”概念及理论，在分析创新如何推动生产力变革和技术变革时，熊彼特将这种产业变迁的过程描述为“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并借用生物学术语，进一步将其命名为“创造性破坏”。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本人坦承其创新理论受到了马克思创新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中企业家通过不断创新生产方法、发明和使用新技术、推动企业分工以及拓展市场等方式提高收益，实现价值增值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理解“创造性破坏效应”为何对现代经济发展如此重要，必须把握“创造性”与“破坏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创新必然带来创造性，它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会带来新产品、新市场等。同时，创新也会带来对旧结构、旧平衡的破坏，可能引发一定的经济波动。从长期看，创新带来的新技术等产物会迭代或破坏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但最终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例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颠覆了传统汽车动力技术，冲击传统汽车行业，但也是我国迈向汽车强国之路的重要一步，并为绿色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可能；又如，人工智能技术虽对教育、金融、医疗等行业有一定的就业替代效应，但也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逐步创造了新业态和新岗位。因此，虽然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在短中期内可能会带来行业变迁和失业等问题，但是，从总体和长远趋势来看，这些效应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新分工、新部门、新业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要以长期主义和乐观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些影响，努力放大“创造性”，合理应对“破坏性”，争取以创造性带来的增量弥补破坏性带来的减量。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了创造性破坏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前沿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竞争格局。创新能力愈加成为各个国家竞争的焦点，特别是一些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一旦产生会极大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前景。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转型发展必须通过创新来实现，在经济结构、效益和安全性等方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际上就是要充分利用创造性破坏效应中的正向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积蓄力量。
　　创新活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合理发挥其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有利作用是当务之急。一是培育支持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与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与创新生态。一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稳定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培育耐心资本和创新型人才，构建全面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提升社会对创新的包容性，建立创新容错机制，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作用。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弘扬创新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使企业真正发挥创新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高度的市场敏锐度与试错包容度的优势，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方向。三是正确处理“破与立”“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坚持破与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减轻创造性破坏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